背影丨珊伊：美国传教士与一位中国孤儿的故事
自幼随父母南下广州，文革期间，在海南度过青春年代，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80年代在广州工作，后赴加拿大新不伦瑞大学专修加拿大历史，获硕士学位，迁移美国纽约市工作、生活，在纽约市公立高中担任历史教师多年，现已退休。
本文作者
原题
美国友爱会传教士
与一位中国孤儿的故事
父亲生前给母亲和我们姐妹多次讲过他曾被美国女传教士收养。但他从来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关教会和那位女传教士任何确凿的资料，我们仅知道他在位于平定县城的教会小学读过五年书，收养他的美国人是一位女士。
我们都能感受到父亲有隐秘的美国情结，他有一些与农村穷孩子出身不相称的洋毛病，爱喝咖啡和吃西餐。他不喜欢穿千篇一律的中山装和深色呢子大衣。他喜欢挺洋派的衣着，如连帽的美国军用风衣和灯芯绒夹克衫。
还有一件事却令我们感到意外，他去世后，我们在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看到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圣经》。
父亲去世后12年，我出国留学时与一位洋教授谈起父亲的童年以及他与教会的渊源。这位教授非常感兴趣，连问我收养父亲的传教士是来自美国那个州，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派。我被问得哑口无言，大脑一片空白。这位教授还告诉我，美国有人在专门研究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已经出版若干专著。
那时，我40出头，便立下心愿要将父亲童年被美国传教士收养的这段往事复原，公睹于众。可惜，后来我忙于生计，没有闲暇去搜集相关资料，加上20多年前，资讯传播没有现在方便，心愿一直没有得以实现。
去年，我偶尔以山西省与美国传教士为关键词上网搜索，竟然发现山西省若干学者对美国传教士和山西社会文化发展已经做了许多的研究，而山西省平定县正是美国友爱会传教的主要地区。这就对上了，我可以确认父亲当年是被美国友爱会传教士所收养了。
《传教访问者》期刊封面图样
我发现山西省的研究人员引用了大量来自由美国友爱教会传教士编纂的一本期刊《The Missionary Visitor》（传教访问者），这本期刊为我了解和探究收养父亲的美国传教士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本《传教访问者》期刊已被扫描成为数字文献，放在网上供研究者免费使用。另外，还有一本由友爱会发行的刊物《福音信使》，也被扫描成为数字文献，同样提供了许多非常有用的信息。
《福音信使》是友爱会发行的另一本期刊
一百年前，美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水平都大大优越于中国，来自美国的友爱会传教士的个人教育素养甚高，他们用手中的笔和照相机记录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为现今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教会内部的档案体系完整规范，例如，美国友爱会为每一位传教士都设有档案，查找个人资料也非常方便。而鉴于中国近百年来，战乱和社会动乱频发，很多民间的历史资料传散失，传教士遗留下来的图文资料成为反映百年前中国农村真实情况的补充资料。
美国友爱会传教士镜头下的山西农村孩子
据资料介绍，友爱会的英文名为Church of the Brethren，教会的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斯州埃耳金市，至今，该教会仍然在埃耳金市设有办公机构。美国的友爱会属于基督教新教派，最早源于德国，后随着欧洲清教徒大批迁移北美的英属殖民地而扩展到现今美国。到20世纪初年，美国的友爱教会的传教士开始到中国传教，山西省的平定、遼县（左权）和寿阳是该教会曾经传教的地区之一。
从1908年至1936年，共计有来自美国的78名传教士来到这三个县进行宗教活动，其中有七人在传教中殉职，而到1941年，曾到中国传教的友爱会人士不幸病逝的人数已达12名。
友爱会传教士镜头下的平定县基督教女信众
我的困难是要从这78名传教士中找到那位收养父亲的女传教士，幸好我有不少蛛丝马迹可以追索事实真相。我父亲告诉我们，他是被在平定县教会医院工作的传教士收养，他进入教会学校时间是在1919年或1920年之间，大概是在1924年12月离开教会学校，进入阳泉市保晋铁厂做学徒工。收养他的美国女士是一名护士，终身不婚，在平定县教会医院工作。
而我在翻阅资料中，发现每一期刊的后面都列有友爱教会派出到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名单及他们的传教时间和工作地点。而且，我可以根据姓氏排出各位传教士性别和婚否等等特征。
最初，我拟定收养父亲的传教士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女性，中年、在华时间约1918年至1925年，主要工作地点在山西平定县，职业为护士。
爱玛赫宁女士
首先有一位姓赫宁、来自美国西部地区的女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当时单身来中国传教的女性很少，符合我拟定的时间段内在山西平定县传教人员似乎只有这位赫宁女士。而且，她的相貌很符合我头脑中那位收养父亲的美国阿姨的形象，四十余岁，健壮能干。赫宁女士自幼家境贫寒，养成性格坚毅，很年轻时就立志到国外传教，终生不婚，以解救受苦的穷人为己任。一九零八年来华传教，曾在北京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到过山西省寿县、遼县（今左权），最后到平定县传教。
赫宁女士是一位很普通的美国妇女，为了帮助中国贫穷地区最需要救助的妇女和儿童，努力工作，与友爱会传教同仁，在山西农村建立医院和学校，传播基督教义，希冀用宗教改变他们的命运。赫宁女士在父亲离开后，继续在平定县传教，十多年后即1937年，因病死在中国。她是一位传奇人物，对自己的事业忠心耿耿，至死不渝。
赫宁女士的名片和她送给信徒的圣诞卡片
我曾与友爱会档案馆负责人寇斯特李维先生联系，认为友爱会教堂的赫宁女士最有可能是收养父亲的传教士，希望他能为我收集赫宁女士的资料。但是，我认为赫宁女士最大的疑点是她的职业不是护士，而是职业的布道者，每日的工作就是登门访问当地妇女，向她们传播基督教教义。
去年7月，我决定趁到芝加哥探望女儿之机，到埃耳金市走访友爱会档案馆，与档案馆负责人李维先生见面，弄清我的疑点。
笔者与李维先生在美国友爱会档案馆合影
我们到达友爱会教堂美国总部的过程很不顺利，在高速公路上一直找不正确的出口，往返进出几个收费站之间，就是进不去正确的通道，足足浪费了两个小时。我非常感谢担任司机之责的丈夫对我的理解，如果没有他的鼎力支持，这次历史性会面是无法实现的。
我见到美国友爱会档案馆负责人寇斯特李维先生时说，你们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吗，友爱会收养的中国孤儿后来成为共产党人，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内的重要职位。他回答说，不介意的，我们对历史必须诚实。我欣然地看到，友爱会档案馆负责人李维先生能以非常客观的态度面对这段历史。
美国友爱会总部办公室
李维先生给我们看了教堂档案馆收藏的赫宁女士在中国使用的名片和圣诞卡以及她生前保存的小物件和照片。我知道了她有一个中文名字：何应麟。可惜的是，我们无法从教会保存的文字和图片找到相应的资讯来证明我们的猜想。
我们只能够说，赫宁女士疑似是收养父亲的传教士。虽然后来资料证实，她不是当年收养父亲的传教士，但是我仍然要向这位美国阿姨致敬，愿意把我搜集的关于她的资料放进这篇文章里。
赫宁女士收集的中国基督教信徒送给她礼物
那么，收养父亲的传教士到底是谁呢？从芝加哥回来，我又开始在网上翻阅从1918年前后到1924年之间的《传教访问者》，希望理出新的线索。一天，我在阅读中突然发现一份新到传教士的个人介绍，一位名埃德娜的女护士，单身，1917年到华，时年30岁，准备到平定县医院工作。
她在1918年到平定传教，而父亲是在1919年或1920年之间进入爱民小学。她离开中国回美休假是在1924年4月底，而父亲正好是在同年12月离开教会学校。她完全符合我拟定的收养人特征，无论职业、时间、地点、年龄和性别都高度吻合，疑点终于解决了。
埃德娜女士
埃德娜女士比赫宁年轻，而且是个相貌温柔秀丽的女子，看到她的照片，我马上明白为何是她收养父亲，而不是其他人。她出生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家里有好几个孩子都决定选择传教作为职业生涯。
她来中国传教之前，完成了护士培训课程，以优异成绩通过了伊利诺斯州的护士执照考试，并到医院进行实习一年，于1917年动身到中国传教。她先到北京学习中文，然后于1918年到平定县友爱会医院工作。
埃德娜是一位职业护士，据同去山西平定传教的美国同事回忆，她是一个工作狂，在教会医院里的作用举足轻重，负责护士培训班工作，曾为山西农村培养了不少专业执照护士。她初次到中国三年后，华北遭遇大饥荒，灾民无数，医院病人徒增，而且都是罹患恶症斑疹伤寒或肺结核的患者。
埃德娜女士经常一天连续工作16至18个小时，每天从位于山上的医院下班时，几乎累得迈不开脚步走回山下的住处。由于工作劳累，她长期低烧不退，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虽然，每年她会在夏天到当时中国著名的疗养地短期休息，她曾去过北京、青岛、五台山等地休养度夏，但健康问题始终困扰着她。
1928年，埃德娜女士与友爱医院护士学校毕业生合影。从照片可见，她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
1924年春夏，埃德娜女士回美国休养一年，于1925五年夏重返山西平定继续传教工作。从1925年至1932年，她完成了第二期的工作后，返回美国维吉尼亚州老家，因为患有肺结核病，需要长期休养，从此再也没有返回中国工作。
1941年，埃德娜女士因肺炎发作在家乡去世，年仅55岁，她是美国友爱会在中国传教人员中的第12位殉职者。据朋友们回忆，她在美国休养中，多次表示希望能重返中国帮助那里的老人和孩子。
从朋友们和同事的回忆中，埃德娜女士在生活里是个非常受人爱戴的女性。她比较寡言，很有专业知识女性的风范。由于忙于医院的工作，她很少在传教的通讯杂志上发表她写的文字和拍摄的图片，我无法阅读到她在中国传教体会和心得，更无从得知她收养父亲的细节，让我心里感到稍稍的遗憾。幸好，在平定教会医院工作的美国女护士仅两个人，而埃德娜女士又是其中未婚的，所以我可以肯定她就是收养父亲的传教士。
1930年，友爱会在山西传教人员和家属合影，前排手持口袋者为埃德娜女士，她的健康已经非常糟糕，满脸病容
据一块在平定县传教的朋友们回忆，埃德娜女士常与传教士家庭的眷属和孩子们一起聚会，喝点咖啡什么的。对中国的朋友们，她则喜欢以茶待客。她爱花，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间里布置插瓶花束，也在住处的院内种满各类鲜花。朋友们都认为她是金手指，任何植物到她手中都生机盎然。
读到这些资料，我的心猛然砰跳：爱花、爱喝咖啡这不也是父亲的嗜好吗？他们也说，埃德娜女士喜欢住处整洁美观，充满阳光。父亲也是这样，他选择住处，不在乎面积多少，但一定要阳光充沛，通风透气。
我认真审视埃德娜女士的照片，发现了她竟与母亲有几分相似，脸型和鼻子都很像，连架在鼻梁上的眼镜都是一个款。据说，父亲在母亲刚到太行山时，就在区党委机关的院内遇见过母亲，觉得这位北京来的女学生很精神，留下深刻印象，不知父亲是否遇见了端庄知性的母亲就想起了他的恩人埃德娜女士？
埃德娜女士的英文书写笔迹
因为寻究父亲过去的一段生活，我逐步深入到百年以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从他们留下的字里行间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要来到中国，来到以后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在中国是怎样生活的等等问题。
山西寿阳县友爱会教会人员住地
原来，我一直有个印象，这些外国传教士到中国后可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刚出国时，我看了一部由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女士演的电影《六福客栈》，讲述一个在山西传教的英国修女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一群中国孤儿们脱离日军魔爪，才对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有了颠覆性的认识。最近，我阅读了一些有关友爱会传教士写的报道和回忆文字，对父亲当年所遭遇到的美国人更有了比较真实的认识。
山西寿阳县友爱会教会医院
原来，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一点也不浪漫，他们的目标是希冀用西方宗教的力量将被贫困、愚昧、无知、疾病、吸毒缠绕的中国农民解救出来，他们工作非常努力，然而成效缓慢。传教士中有不少人因为无法适应山西农村的艰苦生活，健康状况恶化，罹患疾病，甚至因病而亡。从20世纪初年至1941年为止，美国友爱会向中国派出传教士不足百人，已有12位传教士为传教工作殉职。而且，他们传教活动常常会受到中国非常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冲击。
1919年，阎锡山在山西建立模范政府统治，对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采取宽容和支持，友爱会在山西农村建立的医院和学校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友爱教会也积极参加省政府倡导的“天足会”的活动，要求教徒回家动员女眷放弃缠足陋习。这是友爱会传教活动比较顺利发展的时期。
友爱教会指导女信徒利用工作之余坚持祈祷
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山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很多基督教徒积极参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友爱会的传教活动受到严峻的考验。友爱会的传教传统是不卷入任何政治活动，而友爱会在中国的很多教徒出于爱国之心都已经成为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从美国友爱会内部的通讯交流中，可以读出当时传教活动所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不断扩张，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逐步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很多友爱会原来的传教活动中心，如遼县（今左权县）和寿阳县，都成为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美国友爱教会与日伪政权冲突不断增加，遼县的教会医院因帮助八路军购买医疗器材和治疗伤病员受到日本人的报复，被放火焚烧。而且，陆续有一些友爱会传教士及中国信徒被捕。
日益恶化的形势，迫使美国友爱会不得不在1940年停止在中国的活动，将所有传教人员及家属全部撤回美国。
美国友爱会在中国传教活动持续30多年，宣传基督教义，传达仁爱慈悲，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他们努力帮助妇女戒毒、戒除缠足等陋习。他们在山西的农村建立了医院和学校，无偿为贫苦百姓服务，改善了农村老百姓的健康和教育水准。然而，一场由日本政府发动的侵华战争将教会建立的医院和学校化为乌有，教徒也流散了。抗战胜利后，美国友爱会曾有计划在山西恢复传教活动，然而由于内战爆发、新中国政府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陆续发生，友爱会的传教活动最终还是退出中国，再也没有恢复。
我们全家都感恩美国传教士埃德娜女士给予父亲的帮助，让他度过了几乎五年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不但有书读，还可以和同学们一起游戏。父亲在教会的爱民学校，学习了各科的知识，语文、数学、科学、地理和少许英文。父亲给我说过，他不喜欢地理老师，上课时故意为难这位老师，质疑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说法。一个乡下的穷孩子能对太阳和地球的科学命题有如此看法，还是要归功于教会对他的启蒙教育。
1921年，平定县友爱教会新民学校学生合影
据在友爱会在山西平定的传教士刊发在《传教访问者》的资料反映，平定友爱医院在1923年为爱民小学全体学生免费体检。可见，父亲在爱民小学学习期间，身体健康也受到很好的照顾。
父亲，作为一个被美国友爱教会收养的中国孤儿，在教会的帮助下接受了最基础的文化教育，摆脱了农村孩子传统的发展道路，没有留在农村务农，而是走进城市做工人，还成为中国最早期的共产党人。
据传教士的通讯报导，平定友爱医院在上世纪20年代，住院床位数已在山西省内医院独占鳌头，医院拥有X光机一台、通电通自来水、完整的暖气供应系统和救护车一辆，医护人员有医生三人（两名美国医生和一名中国医生）、有国外培训资历的护士两人和本院护训班学员十二人、实验室技术员一人等等。所有医院的土建工程费用，购买医疗设备费用及雇请医护人员的工资费用都是来自美国友爱会在各个州信徒的募捐，很多没有支付能力的当地贫穷病人都可以在平定县美国友爱医院得到免费的救治。
不可否认，从上世纪初年至中期，美国友爱会的传教活动为改善寿阳、遼县和平定三县百姓的医疗和教育状况做出非常实在的贡献，为帮助中国农村的下层妇女尽早摆脱封建牢笼约束也努力奋争过。但是，美国友爱会传播福音、普世救难的活动的效果，最终是杯水车薪，没有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
去年，我与美国友爱会档案馆负责人李维先生见面时，他也很关心，当年友爱会发展的基督教徒是否一直坚持祈祷。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友爱会传教活动在山西三县的民众心里留下多深的历史印记？
百年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已经翻天覆地，父亲家乡的孩子们的目光充满希望和欢愉，再不是空洞和麻木
三年前，我曾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到：“对于父亲而言，他在少年时期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因为他受到教会的救助，出于感恩，他曾相信上帝和基督会解救天下的劳苦大众。但他是个聪明早熟的孤儿，他很快就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信仰，他发现中国老百姓的苦难不是西方宗教所能拯救的。如果，他是个自私自利之徒，他无需等待与共产党相遇，他完全可以遵循美国修女给他铺设的人生道路，到美国专修神学，成为职业传教人员，终生衣食无虞。但是，他放弃了西方宗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了一条至死不悔的道路。”
当我了解到美国友爱会在中国传教30余年的历史，知道传教士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铩羽而归，于公于私，我觉得父亲当年选择也许是对的。跟着教会，父亲的个人前途真是很难说。原来我们想像，如果他成为职业传教人员，就可以终生衣食无虞，也许只是一个幻想。
我还是小学生时，经常依偎在父亲的怀中，听他讲过去的老故事。那时，我就问父亲，你为什么要做共产党呀？他回答说，我在旧社会是个穷孤儿，没有前途。后来被教会收养，虽然，美国修女承诺将来送我到美国读书，要培养我成为传教士。但是，教会还是无法让我看到个人前途，看到天下穷孩子的前途。后来，我离开教会，到阳泉做工人，遇见了共产党，这才真真正正看到了我们穷人的前途和出路。
父亲与美国友爱会传教士的相遇与交汇，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在上世纪初年，并不是非常例外的专案。他对共产党的知遇之恩，比对上帝和基督的感恩更强烈，他个人命运自从与共产党的命运相捆绑之后，果然有了翻天覆地的逆袭。作为一个穷孤儿，年仅20岁的父亲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曾任阳泉市工会的领导，带领工人上街游行，争取权益，豪情四射。
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父亲身居高位，做了共产党的大官，实现了少年时的志向（实际也是传教士给他灌输的普世价值观），为老百姓谋福利做了不少实事。
父亲的人生故事，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长历史，也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缩影，人民的选择是没有“如果”而言的。
不知父亲的选择是否回答了李维先生的疑问？
珊伊读本
文图由作者许可发布，特此鸣谢
背影：怀念父亲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